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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自然地，當方芮欣和老師張明暉坐在電影院，銀幕上黑白電影出現一頭長頸鹿的時候，我馬上想起商禽的散文詩《長頸鹿》：「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逡巡，去守候。」《長頸鹿》發表於1959年，和《返校》的時間背景1961年如此接近。雖然導演曾經表示在作品中出現長頸鹿是他的偏好，但假如允許評者過度闡釋的話，這頭長頸鹿出現在告密者的夢中夢裡，不是偶然的超現實，它成為一代殉道者的隱喻。這部片中片是李行導演《兩相好》，1962年的作品稍微穿越了一下。這部電影故事略過現實的嚴峻，拍攝族群融合的愛情故事——來自本省與外省不同的家庭，儘管有文化隔閡，但因子女相愛，最後成為一家親。方芮欣和張明暉明顯也是屬於外省的軍官子弟與本土菁英，就算不是師生戀，在那個動輒得咎的時代，他們的戀情註定是悲劇。更何況，一個是革命啟蒙者，一個是告密者。前者如果不死，將會成為商禽詩中瞻望歲月的人，這「歲月」不只是後來作用於倖存學生魏仲廷身上的物理時間，更帶有「光輝歲月」那種解放的榮光的意味。《返校》比一般白色恐怖電影更有用心的是，它把告密者方芮欣從「罪」中拯救出來，使她還原到「仁慈的青年獄卒」一般的「無辜」之身。然而她和「仁慈的青年獄卒」真的是全然無辜的嗎？她們真的全然「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她們沒有看到動物園的鐵欄和橫行學校裡的憲兵、警總嗎？就像《兩相好》裡嬉戲的戀人假裝對長頸鹿視而不見一樣？她們假裝沒有看到而已，就像方芮欣是看到較早被捕的黃老師的待遇、也懂得父親被押走審查的嚴重性，卻依然選擇了舉報她嫉妒的殷翠涵老師。說實話，告密者不值得原諒。我們今天選擇原諒，一方面是要追究釀成告密者的那個恐怖國家機制，一方面也是不讓死者的犧牲顯得更殘酷而已。想想那些台詞，「國家會感謝你的。」——國家為什麼要感謝你？我們為甚麼需要國家的感謝？告密者知道答案，並非是什麼家國大義，而是具體的某種現實利益，父親的釋放（小康生活的持續保障）、愛人的獨享⋯⋯我們不苛求一個高三女生可以超越這些利益，但也談不上可以理解同情她的選擇。平庸之惡最大的託辭是「不得已」。放在《返校》，到底是告密者不得已，還是犧牲者不得已？如果是前者，後者倒因為曾經做出過自由選擇，而比較不悲哀——比較不像游聖傑手中的布袋戲人偶。然而在不得已當中其實是有選擇餘地的，方芮欣選擇了凝視鬼差臉上的鏡子，準確地成為它的木偶——所以電影最後的解脫方式也是她掙脫操縱，鏡子碎裂，平庸之惡才得以擺脫「共犯」的罪業。凝視深淵，不一定就會變成深淵。那本從魏仲廷喉嚨裡取出的禁書，反而證明了這些不噤聲的喉嚨的勇敢。是喉嚨中不吐不快的言論自由渴望，讓他們遭到毒手，但即使這樣，他們依然把真理收藏在咽喉中。就像張明暉老師把禁書、絕筆信與信物藏在水仙花畫像背後一樣，真理與美註定為伴，註定捍衛彼此到未來。絕筆辭裡寫道：「白鹿予水仙」，原來他期許的是未來一代成為水仙，他不能成為自己嚮往的水仙了，他便成為白鹿，一躍千巖，粉身碎骨。水仙獨立，以水紮根，不沾污泥，最終擺脫歷史錯雜而下的汙穢，這都是犧牲者所瞻望的歲月。「致自由」，對比前幾年某部偶像劇《致青春》，沉重得多，但也堅定得多，青春短暫，自由永恆。方芮欣的救贖，早已由張明暉這封信寫下。不要忘記電影「噩夢」篇時，方芮欣戰戰兢兢走過的長廊上，所有一切肅殺，卻還有一小盆白色花在欄杆上留存。就像魯迅《失去的好地獄》裡，生長在地獄邊緣的曼陀羅花，也像他《藥》裡不知名者送上的花環（「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儿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吶喊自序》）。這些花試圖說出：即使是最極端的時代，依然有人性的希望在掙扎著存在。作為一部遠弱於歷史現實之恐怖的恐怖片，《返校》並不完美，但可以成為當今偽自由社會當中的一間「漂流教室」，去教育我們在「不得已」之外依然可以做出的選擇。更多上報內容：【影片】柯諷韓當選要吃安眠藥 張善政：柯文哲就這調調，笑笑就好【影片】黃珊珊將接副市長 柯文哲：她不作秀符合我們調調